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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律所文苑

孙渝:网络时代的公案
来源:河南国是律师事务所        2012/7/17 12:04:08

摘要:

幸或不幸,我们正身处一个网络时代。那些原本在公堂上才可见的个案真相,竟如靓男美女的隐私一般,被轻易撩开面纱,推至公众的视野。今天,只需你轻敲键盘,即可一览众多神秘个案的来龙去脉乃至细枝末节。也正是在此“弹指一挥间”,那些能够留住网民目光的个案,便顺理成章地上升为公案。

幸或不幸,我们正身处一个网络时代。那些原本在公堂上才可见的个案真相,竟如靓男美女的隐私一般,被轻易撩开面纱,推至公众的视野。今天,只需你轻敲键盘,即可一览众多神秘个案的来龙去脉乃至细枝末节。也正是在此“弹指一挥间”,那些能够留住网民目光的个案,便顺理成章地上升为公案。
 
      个案变身公案,一如家事易位国事,也许是无益的,也许是无聊的,但多数情况下是不无道理的。网民不傻,多能通融事理,善解人意,对于事不关己的个案,纵是奇异雷人,他们也就说说而已,一晒了之,未必会纠缠细节,更不至于群言滔滔,不依不饶。但凡能够引人关注的个案,总有些不同寻常的缘由在其中。
 
      且以“躲猫猫”事件为例。云南普宁县在押犯罪嫌疑人李荞民猝死大牢,当地警方经过调查,给出了“玩躲猫猫游戏不慎摔死”的说法。这种似曾相识的童话故事,非但未能掩人耳目,反倒成了网民情感的催泪弹。那些灼热的情感,化作刁钻的质疑,很快便洞穿了事实的真相。―――此等事件要是发生在过去,除非碰巧触动了某位青天老爷的神经,引发了他刨根问底的兴致,否则,纵是民间存疑良多,仅凭市井中人口口相传,断不至于引发惊涛骇浪,更甭说翻案了。但是,很不幸,时代不同了,因为互联网的存在,使那些随心所欲、漫不经心,甚至悖于常识的说词,变得不再那么容易蒙混过关。与之近似的还有杭州富家子弟胡斌飙车撞人案,警方关于“肇事车时速79码”的说法,同样是个弥天大谎,严重轻侮了网民的智商,引来普天诘问,最后不得不自扇耳光,痛改前非,遗为天下笑谈。
 
      由上不难看出,网络不仅可以让个案变身公案,更可将小众情感,迅速纠结为大众义气,让本该弥漫在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之间的喜怒哀乐,泛滥为普天之下芸芸众生的恩仇情结。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中,一个“立体的司法场域”应运而生,裁判者的背后,陡然多了无数双雪亮的眼睛,他们对案件的定夺,变得不再那么掉以轻心。这便是网民介入司法最直观的功效,他们轻而易举地促成了一个“更加审慎的司法”,不少个案正义的实现,或许正是在这众目睽睽之下,众说纷纭之中,省却了它步履维艰的漫漫苦旅,对于那些涉案的当事人来说,无疑是幸运的。
 
      然而,在互联网诞生之前,这种幸运似乎只能降临在极少数人身上:要么他们的冤情正巧撞大运式的进入了某位清官的法眼,要么他们自身拥有拨乱反正的强大资源,否则,单靠群情和民意,由于缺乏普适性的宣泄载体,更没有与公权呼应的制度基础,顶多也就敲敲边鼓而已,断不至于掀起太大的波澜。试以清末四大冤案之一的“杨乃武与小白菜”案为例。这起发生于同光年间的奇案,因耸动朝野,惊扰四方而成为公案,不仅引来民间众口攸攸,就连《申报》这样的媒体,也不厌其烦地进行了长达3年的跟踪报道,陆续有78篇报道和评论面世,首开华夏报媒深度染指司法个案的先河。―――如果就此说民意促成了杨案的昭雪,却也未必。徐忠明先生曾经对杨案平反背后的经济、文化、社会资本渊源有过详尽考察,指出杨案之所以峰回路转,主要得益于当事人自身的三大资源:其一,杨家具备担负讼累的必要财力。从程序上看,杨乃武的翻案,直接源于家属的两次“京控”。如此劳师以远,赴京呈控,对小民百姓而言,意味着“需用浩繁,旷业费时”。而杨家不仅世代养蚕,更有多处房产,相传杨乃武本人还是讼师,日常收入不菲,照此算来,杨家即使不算大户,也堪比小康。而且,杨的岳母亦“广有良田,家有长工数名,佃农数家”,女婿身陷囹圄后,丈母娘责无旁贷地加入到了伸冤的行列。合二为一的经济基础,使杨乃武具有了耗时耗资的本钱,从而有条件借助“京控”这种制度安排来推动冤狱的平反;其二,杨乃武具备与裁判主体沟通的天然渊源。从身份上看,杨乃武与帝国官员有着相似的文化教育背景,且同系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的士大夫精英,自然深谙与之交涉和沟通的“礼法”,亦熟知陈述冤情的繁文缛节。更为重要的是,有讼师经历的杨乃武,不仅通晓诉讼程序,更了然打赢官司的个中玄机―――如何据理力争,如何避重就轻,如何归谬质证,在其自书的两次“叩阍”呈控词状中,展现得淋漓尽致,即使今天的雄辩大师看了,恐怕也要自叹弗如。在未有辩护制度的彼时,杨乃武所坐拥的自辩技能,无异于又一根得天独厚的救命稻草。其三,杨乃武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。自古以来,朝野之间的彼此渗透,相互影响,在体制内外构成了形形色色的关系链,使得衙门内的公事,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江湖私室的谋划。杨案无疑也具有这样的特征。作为绅士集团的成员之一,杨乃武早年有机会结识了大量的进士和举人,这些“士林同类”,或朝或野,彼此渊源深厚,唇齿相依,看到杨乃武蒙冤坐牢,难免有兔死狐悲的滋味在心头,正所谓“辱一士,则士林皆怨”。在杨乃武家人伸冤游说的过程中,他们不仅广为穿针引线,更“胆敢与大宪为敌,呈上驳诘之词”,由此推动了冤案平反的进程。可以说,杨乃武所独具的三大法宝,是把他从地狱拉回人间的真正力量,至于民间的质疑和报媒的呼吁,在当时的司法情状下,不过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而已。
 
      对比之下,我们可以发现,民意之于公案,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影响力。这首先应该归因于民意诉求渠道的嬗变。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,当年集三载春秋所付诸报媒的文字,可能不及当下一日之声音。更要紧的是,裁判主体对待民意的态度已是今非昔比。中央领导三番五次与网民对话的姿态,使裁判主体不敢对民意置若罔闻。如此,我们便不难理解,“躲猫猫”、“欺实马”之类的荒诞个案,何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还原本来面目。
 
      网络时代的民意,是否如载舟之水,既制约司法的恣意,又妨碍司法的独立?甚或被人操纵,成为不良司法的“保护伞”?对这些问题,笔者难以简单作答。但正如诸多事实所证明的那样,自孙志刚案伊始,网络民意在克制公权滥用方面,已经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,它不仅让司法趋于审慎和良善,更显而易见地推进了法治的进程。很难想象,如果不是因为网络的力量,孙志刚之死,到底有几许价值?“周老虎”的愚人故事,又要讲到何年何月?还有,如果没有网民的火眼金睛,像“躲猫猫”、“欺实马”之类的美丽童话,又将以怎样的面目载入史册?如果就此说,这样的民意扭曲了司法的独立,那我们宁可要一个非独立的司法,也不愿意接受一个缺乏公众监督的司法独立。因为我们同样很难想象,一个游离于公众视野的“司法独立”,还会制造出多少稀奇古怪的冤假错案。可话得说回来,民意之于司法,也有良莠之分,从网络溢出的民意,是否都那么正当和理性?倒不尽然。新近网络上指责辩护律师是“黑社会狗头军师”的那些可骇“民意”,我看就相当可疑。当然,我更愿意相信,这只是少数网民中的法盲,在说着胡话。―――黑白的问题,本该留待法官去定夺,当然最好是在公众的监督下定夺,设若本末倒置,任由“民意”取代司法,先“定罪”后审判,甚至把辩护人也视为帮凶。这样的“民意”,我看不要也罢。

        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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